两人默默喝了一会茶，杜中宵道：“除了河曲路军中将领，内翰是第一位愿意听我讲这些废话的。”
王拱辰道：“节帅谦虚。这些话真的是废话？无人听，还是因为节帅不讲。此次我到胜州，临行时圣上交待，前次演武京城禁军大败，一定要找出原因来。特别要听节帅讲一讲，到底怎么回事。节帅有话尽管讲给我听，越细越好，我回京禀明圣上。”
杜中宵点了点头，喝了口茶，想了一会道：“既是如此，那我便讲得细一些。话语粗疏，讲个意思内翰明白就好。如何禀报圣上，内翰斟酌。”
王拱辰道：“节帅尽管请讲。回京禀报，我自会谨慎。”
杜中宵以前不讲这些，在军中布置，也很少讲为什么，一个原因就是，他自己水平有限。满脑子的后世的名词概念，偶尔蹦出来两个没有什么，成系体列讲出来，别人就一头雾水。今天好不容易有个愿意听自己讲，水平还足够的，杜中宵愿意讲得多一些。
喝了一会茶，理了思路，杜中宵道：“人生于天地之间，常说是乱世还是治世。所谓乱离人不如太平犬，若不是没有办法，谁不愿意天下太平呢？什么是治世？五谷丰登，家有余粮，路不拾遗，夜不闭户都算是一些表现。最根本来讲，就是天下归心，远人来投。内翰以为，是也不是？”
王拱辰默默点了点头，没有说话。这是个大题目，杜中宵能提起来就不错，王拱辰也不指望他能够讲清楚。只要没有大错，那便讲下去，没必要在这个时候争论。
大宋立国，是太祖陈桥驿黄袍加身，代周而立。不管怎么美化，实际上就是大将篡国，此时的人不提不代表不这样认为。所以宋朝先天存在合法性不足的问题。宋朝很多政策，如把禁军视为天子爪牙，把作战单位定在仅有数百人的营一级，实际废掉了军队的将帅一级，都与此有关。包括枢密院和帅臣用兵却不管军，军政和军令分离，都受到这一点影响。
到了这个时代，面临诸多危机，改革已经成了共识和迫在眉睫的事情。而要进行大规模改革，重新确立政权合法性，是不能回避的。不然很多事情朝臣不敢下手，皇帝不敢放心，互相牵制。正是在这种情况下，以欧阳修为旗手和核心，开始建立新理论，为宋朝补足缺少的合法性。后来的王安石变法，是以这个时候的思想变革为基础的。六经注我，祖宗之法不可守，都由新的思想提供根基。
欧阳修首倡的，是继韩愈和柳宗元之后，从理论上刨了天命论的根。皇帝为什么是皇帝？不是因为命中为天子，而是因为能治理好天下。什么代表天命所归？天下大治。以天下的治乱，代替了神密的天命论，作为天命的依据。如果天下大乱，则意味着天命不在，皇帝不配为天子。
以治乱作为政权合法性，回避了太祖篡周合法性不足的问题。大将篡权又怎么样？只要能治理好天下就是天命所归。同时，治乱理论给皇帝套上了一个紧箍咒。一旦发生动乱，合法性就受到质疑，不改朝换代，换个皇帝总是可以的，老赵家人丁兴旺，又不是只有皇帝一个姓赵。极端的表现，就是宋室南渡之后，宋高宗选太子，选了太祖之后。因为靖康惨剧，太宗一系的合法已经没有了，不选太祖之后，局面更加无法收拾。这一点不但是文臣共识，皇室同样认可，南宋换皇帝没什么心理压力。
杜中宵从治乱讲起，就是因为这个时候欧阳修的思想开始成熟，在文人中产生影响。杜中宵为什么不抛开欧阳修，提出自己的理论？因为没那个本事。做了十几年官，杜中宵有自知之明，不去做力所不及的事情，跳到舞台上让大家看自己的笑话。
至于前世受的教育，学到的理论，别逗，杜中宵能够还有中学水平就不错了。以为凭着中学知识就可以开宗立派，在这些以千年为尺度都是顶尖的人才面前做大师，想得太多。如果这个时代是个舞台，那样做就不是舞台上的正角，而只是小丑。
特别是，杜中宵的时代，文化领域的成绩，与这个时代完全无法相比。用那个时代的理论，来教育这个时代的人们，就跟这个时代的禁军，对着千年之后的人民军队喊他们是铁血强宋一样。
如果把军队和文官群体分开，看作两个体系，他们的功绩，分成文治和武功，那就看得清楚。宋朝的军队先天不足，从立国起，一直到灭亡，除了岳飞等少数几个对外功勋赫赫的将领，这支军队从来没有得到过人民的认可。在民间语境里，军人就是下等人，是被瞧不起的。他们的表现也恰如其分，对外连战连败，把从五代十国手中统一来的土地，用数百年的时间，全部交给了异族。这支军队先天不足，后天又不奋起，所谓武功这个朝代是历史中的笑话，亡国之恨，绝大部分要由他们来承担。
文官群体，是从初立国时的旧官僚和各大将的幕僚发展而来的。太宗朝扩大科举，文人用几十年的时间，彻底淘汰了旧的文官群体，展现了出了新的面貌。与军队对外一无是处相反，宋朝的文官群体对内对外的影响巨大，后人的文化根基，很大一部分由他们奠定。在两宋文人之后，再没有一个文化群体，达到他们的高度。唐宋八大家说的是文章，其实表现的是他们的思想地位。以治乱改掉天命根基，并由此生出一整套的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伦理、思想理论，这种浩大工程后人再没有做出来。
新中国建立，是枪杆子里出政权。军队吊民伐罪，拯救国家、民族的危亡，救民于水火，诞生的新政权。政权的根基是人民军队，文人的贡献，基本可以忽略不提。面对着一千年前，人民军队可以尽情嘲笑这个时代的军队，他们有资格。而一千年后的文人，嘲笑这个时代的文人，那就反过来了。
宋朝的大臣，许多在对面的契丹，有自己的粉丝。宋朝出使契丹，一般会以文坛久负盛名的大臣为使，他们称得上不辱使命，有时候还会遇到自己特别崇拜自己的，比如后来的苏辙。遇到刁难，大多也能够妥善化解，不会辱了国家脸面。比如连中三元的白面书生王曾出使契丹，契丹突然提出比赛射箭，要让这个书生当众出丑。王曾一箭中的，所有人都无话可说。后来的文人，有几个人做到了？出使他国被奉为坐上宾，受到崇高礼遇的，大多是军队出身。
杜中宵前世，文人没有这个自觉。说起文人的地位，就是中国古时候如何如何，说起文人对国家的民族的贡献，就尽情丑化。中国古人的思想，哪怕有那么一两点赞成的，也要加上几个定语，比如这表现了朴素的什么什么，那表现了原始的什么什么，好像自己多么高级。
为什么会这样？那个时代的文人们，扫荡了晚清文人，自诩为新文人。新在哪里？抛弃中国的文化传统，引入洋人的文化。他们特别善于砸碎一个旧世界，却没有表现出建设新世界文化的能力。他们所做的大部分工作，都是引入洋人知识，而不是建立中国自己的新文化。新文化运动，是以建砸碎旧文化和引入洋文化开始的，一直如此，始终如此，没有建立起中国自己的新文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