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80年三月，正当《西安事变》的导演成荫，站在百老汇大厦的楼顶曝光张学良的秘会路线时。
一辆架着摄像机的面包车，正从他的脚下缓缓驶过。
然后横渡外白渡桥，再从外滩一路拍到了南京路。
这辆摄像车里坐着的一位年轻人，就是自掏腰包35亿日元拍摄纪录片《长江》的日-本歌手佐田雅志。
和大多数拒不认罪的鬼子不同，佐田的姓名后缀还是可以带个君的。
由他耗时两年拍摄的纪录片《长江》，记录了自沪城到蓉城长江沿线的市井城乡、山川风光。
其中大量片段于两年后被央视直接引用，制作出了一部人民群众至今留有印象的纪录片《话说长江》。
而在浦江刚刚结束的“新星音乐会”演出现场，由吴国松演唱的那首《男子汉宣言》，就是改自佐田雅志的歌曲《关白宣言》。
就在这辆摄像车缓缓驶过和平饭店时，饭店一间套房的客厅里，一圈沙发外加几张靠背椅都给坐了个满满当当。
一场电影看下来，一屋子的人是依得依、靠得靠。
什么姿势舒服，就摆什么造型。
几杯热茶，几缕薄烟。
几位社会主义的热心群众，正在想方设法的让更多的人民群众，从文字入手，了解并驾驭资本主义的文化。
“我倒觉得用卡桑德拉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地方，”
从十来岁就开始用英文写作业的王世襄，表示：“打小起，我就记不住这些外国名，基本就是读了后面、忘了前面。”
“我们那时候，”朱家晋明白他的意思：“没有什么固定的译名，都是各叫各的，有时候碰面聊天说了半天，到最后才发现说得是同一个人。”
其实此时的固定译语也不多，但相对早些年代已经算是有本可依了。
“我的一位邻居是位老翻译，”江山看了眼胡啸：“就是李叔。”
胡啸点点头，继续听着。
“他们当初在干校翻书之前，得先坐在一块统一好人物、地点的译名，然后再各自分章动笔。但这场会在当时可不是好开得，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