花花轿子众人抬，功劳不能自己都独吞了，杨天风在这方面还是很有经验的。
在后世，在他的记忆中，无数的人，有了成绩都喜欢把“感谢领导，感谢同事”挂在嘴上当歌唱。感谢领导什么呢？人家什么也没为你做，你也得感谢人家。至少，人家没找你的麻烦呀！感谢同事什么呢？感谢大家不要犯红眼病，不要在背后捅自己。
古今一理，对军统豫东组，杨天风是狠狠夸奖了一番，什么其提供的准确情报奠定了胜利的基础。马组长更是英勇无畏，冒着生命危险多次身入虎穴，侦察敌情。终于获知了敌人的火力配备、人员组成，为攻取永城打开了胜利之门云云。
当然，不是白夸，杨天风顺便还有封私信送给了马玉名，无非是请求人财物及情报方面的支援。爆破专家、电报员、电台、枪枝弹药等等，名目繁多地列了一大张纸。
对此，马玉名并没有感到厌烦，反倒觉得杨天风是个干大事的，支持他是双方都有利的事情。给上头的电报已经发出去了，他斟酌着尽量帮杨天风捞些物资，过些日子见了面，气氛能更融洽，关系能更亲密。
黄泛区暂时是安全的，在县城这里也没有大的作为，马玉名已经决定率领本组的主要人员前往芒砀山，在那里向敌占区开展工作。
这样一来，他就更要依靠杨天风的军队，虽然他极想将指挥权夺过来，但起码在目前是不太可能的。杨天风已经先后从涡阳县抽调了两批，共三百多人的部队，这些可是他信得过的子弟兵，马玉名想进行渗透也是需要时间的。
马玉名再次翻开《波亚战术精义》，这是杨天风特地派人从永城送来的，用的是不知从哪找到的石板印刷机。尽管字迹潦草，有的地方也不太清晰，但对于马玉名这种搞情报工作、思维极为敏锐，而且知道很多内幕消息的家伙来说，这本书却让他激动不已。
如果这本书早一年出现，马玉名可能会嗤之以鼻，随手扔进垃圾箱中。全面抗战爆发之初，国民党只重视正面战场，“重视正规军，各地区仅有少数自卫军义勇军，类似游击队之组织”。
但是随着平津、晋冀和江浙等大片国土的沦丧，国民党正规部队的迅速溃败，许多有识之士深感中国“以劣势的装备，光是同敌人在一点一线上争胜负，一定得不到很好的结果”。于是“全面战”与“全体战”的论调，就成为当时最流行的术语。
国民政府也意识到了这点。为顺应新情势，军委会在1937年12月13日策定新的计划，指出“国*军以确保武汉核心，持久抗战，争取最后胜利之目的，应以各战区为外廊，发动广大游击战”。
1938年1月8日，蒋zs又在汉口召集重要军事会议，研讨对敌战法。在此次会议上，白崇禧提议：在战术上，“应采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，加强敌后游击战，扩大面的占领，争取沦陷区民众，扰袭敌人，使敌局促于点线之占领。同时，打击伪组织，由军事战发展为政治战、经济战，再逐渐变为全面战、总体战，以收“积小胜为大胜，以空间换取时间’之效”。白崇禧的建议被蒋zs采纳，随即通令各战区加强游击战。
当然，蒋zs逐渐重视游击战也有另外一方面的原因。华北沦陷后，国民党部队，尤其是嫡系部队，几乎全部撤退。八路军深入敌后，很快得到发展，建立了大片根据地。正是华北的教训，使蒋zs警觉起来，上海、南京失守后，他特意把韩德勤的部队约十万兵马留在苏北，皖北也留下了廖磊的七万部队。
汉口会议的召开，标志着国民党敌后游击战术思想已经初步形成，但与之不相匹配的却是游击理论的匮乏。当然，五次“围剿”红军的经历，对国民党军事思想的转变也产生了深远影响。国民党从中了解和熟悉了游击战术，并且有了部分的研究和运用。
形势的发展，将敌后游击战推到了持久作战的战略位置，也使得杨天风所写的《波亚战术精义》更加具有轰动效应和实用意义。
轻轻的敲门声打断了马玉名的思索，门一开，近日从洛阳到来的副组长廖文忠走了进来。
“组长，事情都办好了，您还有什么吩咐？”廖文忠清瘦高挑，象个竹竿，也象个学者，冷静而从容。
马玉名伸手示意廖文忠坐下，微笑着说道：“刚刚从洛阳赶过来，又要劳烦你再回去一趟了。”
“组长客气了，为国效命，不敢说劳烦二字。”廖文忠面无表情地说道。
马玉名点了点头，拍了拍桌上的《波亚战术精义》，推到廖文忠面前，缓缓说道：“除了筹集物资，招集人员外，将这本书尽快印刷出来，找最好的印刷所，用最好的纸，然后派专人交给戴局长。剩下的事情，咱们就不用管了。”